赵国锋高中毕业后，就离开老家去广东打工了。在那里，他与一个漂亮的本地姑娘相爱，两人的感情也特别好，但他们却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。“说起来，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。”赵国锋虽然说得有点轻描淡写，可言语中却难掩深深的苦涩。“在一起呆了将近五年，还是分手了。”赵国锋叹了一口气。

　　因为谈对象的事，赵国锋与家里的关系闹得特别不好，所以他只身来到南京打工。先是跟着老乡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，可干了半年之后，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。“干半年拿的帐篷白条啊，气死我了！当时既没吃的也没喝的，身上一分钱没有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捡垃圾呗！”赵国锋说，他其实也不想变成捡破烂的，这都是生活所迫。

　　“捡垃圾这事虽然收入不多，但只要我去干活，把当天捡到的废品卖掉，当天就能拿到钱。比在工地上打工轻松多了，哪天赶上刮风下雨了，我不想干活，那就休息一天呗！”赵国锋说，“反正不受人管束着就挺好，我喜欢自由，哪怕就当个捡垃圾的！”

　　高架桥下生火取暖

　　老田，63岁，安徽宿州人。来南京已经四年了，一直靠打零工为生。12月16日晚上7点，当记者找到他时，他正在安德门地铁站附近的地铁高架桥下烤火。高架桥上是每隔5分钟就要驶过一列的地铁，两侧是新开发的楼盘，沿街门面房上闪烁着五彩的霓虹。此时，尚处于下班高峰，地铁站人声鼎沸，附近接驳地铁的公交站台也有不少人在帐篷排队。在这样一幅典型的城市背景中，老田生起的篝火堆显得格格不入。

　　“大爷，烤火啊？”“你也来烤烤火吧，天冷呵！”老田招呼记者过去，随手递过一段烂木头让记者坐。走到近前，记者才看清了老田的相貌。他头戴一顶渔夫帽，帽檐下露着两鬓的白发；帽子底下是一张古铜色瘦削的脸，皱纹已经在这张脸上蔓延，细长的鼻子底下，白色的胡须显然已多日未刮；身上是一件破旧的黑色薄棉袄，透过敞开的衣领，可以看到里面胡乱地穿着几件并不合时节的衣服；腿上是一条脏兮兮的黑布棉裤，脚上蹬一双满是裂纹的运动鞋。火堆上，三根圆木烧得正旺，老田还不时放上一些易燃的竹片，他拿柴火的手干瘦而帐篷粗糙。

　　“大爷，怎么在这生火？”面对记者的疑问，老田抬起头，用他那已经有些浑浊的眼睛看着记者，“我晚上还要在这住呢。天冷了，生点火暖和多了。”老田说，他已经在这个高架桥底下住了好几天。“瞧，我就住在那下面。”顺着老田的指引，记者看到，他的窝是高架下的绿化带和公交车站房之间一条约半米深、不足一米宽的“缝隙”。要下到这个缝隙里，老田还要翻越一米多高的隔离帐篷护栏。

就怕有人冻死在这儿

　　在记者与赵国锋的聊天过程中，有位穿红衣服的拾荒者一直在忙着做早饭。“你还有面条啊？”红衣拾荒者凑了过来，向赵国锋借吃的，“早饭没得吃了啊？我抽屉里还有半把面条。”赵国锋打开抽屉，将面条递了过去，红衣帐篷拾荒者转身过去下面。

　　“他是四川的，不到30岁。”赵国锋说，他是这群拾荒者中住得最久的，跟其他同伴的关系都还比较融洽。“我们这边还有个连云港的，有云南的，哪儿的都有。平时大伙见面打招呼还算熟悉。”赵国锋说，交流其实不太多，大多谈论哪里废品比较多之类的话题。

　　当然，桥洞下也有例外者，比如那个总让赵国锋担心冻死的人。“他半年前来这边的，他不和我们一起去捡垃圾，平时捡东西就吃，没捡到就饿着。我们从来没见他说过话，他看人特别凶。”赵国锋说，他怀疑这个人有精神病，有几次见他很不正常，其他拾荒者就给110打过电话报警，但警察把他赶走没多久，他还是回来了。

　　“他没有被子，只盖条帐篷毯子。我总担心天气太冷的话，把他冻死了。千万别死在我们桥洞啊，要是死人了，我们以后可怎么在这儿住啊！”赵国锋念叨了好几遍，他说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，每天早晨起床后，他总往桥洞口多望几眼，就害怕这个无名氏突然冻死，让他无法在桥洞中继续住。

　　“城市这么大，找这么个地方不容易。”赵国锋说，虽然他已经习惯了在城市角落中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可他并不喜欢城市，也不喜欢农村。“如果有选择的话，我更愿意去一个小镇，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安静地生活。”说完这些，他却突然又叹了口气，“算了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”此时，那位红衣服拾荒者已做好早饭，迎着阳光和冬日的微风，他正把热腾腾的面条送进嘴里。“每天能填饱肚子就行。”赵国锋看着帐篷他说。